本文摘自商周出版《憤怒經濟學：物價飆升、薪資凍漲、貧富差距惡化，資本主義運作當機如何讓我們感到憤怒？》未經同意請勿轉載、摘編
二○二○年三月底，新冠疫情大流行把世界推入封鎖時，正值我們開始寫作本書之際。我們立即想到，等到這場瘟疫蔓延到全世界後，我們的論述是否還攸關大局。我們相信它們還是。本書的關鍵主題是任何遭遇總體經濟當機（就像二○○八年）的社會，任何因為老齡化、科技快速變遷和不平等升高而壓力日漸加大的社會，都會製造出一個憤怒的反系統政治環境。公眾憤怒出現在正當的道德憤怒和被武器化的部落能量之上，這在此時此刻不但還是事實，而且還有相關性。
瘟疫看似讓憤怒平息下來，因為每個人都被要求留在室內。連美國總統選舉的熱度也降溫了，的確，民意調查發現對核心政黨和（醫療）專家意見的信心回升。在此同時，那些否認瘟疫或為政策而武器化瘟疫的人似乎失去支持。截至目前情況還好。但由於我們在本書中討論過的根本壓力源仍然存在，我們必須考慮它們與遏阻疫情的行動之間的交互關係。的確，在這場危機導致各國失業率大幅攀升的情況下，封鎖所刺激的憤怒可能重新燃起，並開始尋找新目標。
憤怒經濟學和經濟學可能被暫時封鎖，但並未消失
這股趨勢的初期例證是美國的桑德斯支持者質疑聯準會，為什麼總是拿得出幾兆美元來支撐金融市場，而他們要求的豁免學生貸款和實施全民醫療總是「負擔不起」。階級優勢在瘟疫中充分展現在誰獲得新冠病毒檢測，和你可以移居到哪裡去躲避疫情（英國的德文郡［Devon）和美國的漢普頓［Hamptons］），以及你能否遠距工作以維持收入。
隨著我們實施疫情封鎖，民粹主義者支持的限制移民主張將受到考驗，原因是城市急需的食物因為封鎖導致缺少移民工而留在農田無人採摘。而即使已開發經濟體的醫療服務撐過這場劫難，民眾仍可以正當地對我們疏於防備這場瘟疫感到憤怒。憤怒經濟學和經濟學一樣可能被暫時封鎖，但它並未消失。此刻的政策挑戰，是善用這個時刻來解決不只是瘟疫的立即需求，而且要解決我們在本書中指出的根本裂縫。好消息是，一部分對策實際上已經在進行。也許我們終於開始把這場危機變成機會了。
許多我們在本書中提出的政策提議，正以我們意料不到的速度移到舞台中心。從香港、丹麥，到美國及英國等國家已決定，現金轉移給家庭是提供家庭立即協助的最好方法；歐洲央行已採用雙軌利率以支持中小型企業；美國和英國政府都宣布，在經濟活動大幅減弱下，以收購公司股權來紓困企業的提議。更廣泛的共識是，必須大規模地支持家庭和公司的現金流。緊縮政策已被束諸高閣，德國甚至已宣布龐大的財政刺激措施。
儘管有這些好兆頭，目前憤怒針對的主要領域是政策「如何落實」。大多數人同意如果央行能轉移現金給家庭將大有幫助，但央行沒有執行的手段。我們已建議歐洲央行提供「永久性零利率貸款」，由銀行系統以收取低額手續費來管理，而所有歐元區市民都可利用。
前聯準會副主席費雪和前瑞士央行總裁希爾德布蘭德（Philipp Hildebrand），在由基金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出版的一篇論文中支持這個構想，但基礎設施還沒有建立。政策制訂者沒有預見瘟疫爆發是可以理解的，但應被譴責的是整個決策圈浪費了從金融危機以後的十多年，沒有為貨幣和財政政策建立對抗衰退的基礎設施。我們早已知道衰退會來臨，雖然我們不知道它將以什麼形式發生。
在手機、網路銀行業務普及的環境下，美國仍採用郵寄支票的方式
我們在改革上的論點之一是，零利率甚至於負利率並不表示貨幣政策效力的結束，而且遠非如此。脫離對單一利率的依賴，應該為更智慧的央行操作揭開一個新紀元。我們舉出了兩個面向。我們已說過，現金轉移是一個明顯的工具，而支付它們的基礎設施現在──終於──應該建立起來。在手機／網路銀行業務如此普及的環境下，美國採用郵寄支票的方式令人震驚，但既然是疏於準備，採用這種方法也不令人意外。第二個面向是透過定向貸款和雙軌利率。我們已指出，如果央行可以分別設定借款和貸款的目標，貨幣刺激的應用將有巨大的發揮空間。
我們已看到英格蘭銀行和歐洲採用定向貸款的第一個例子。這兩個央行認為，資本充裕的大型企業在瘟疫期間仍然可以從公開市場和銀行關係獲得合理的融資管道，但中小企業將面臨嚴重的困難，大部分的就業機會也由中小企業所提供。為了減輕這些效應，歐洲央行和英格蘭銀行已重新調整既有直接貸款的機制，但以中小企業為目標。
在歐洲央行的例子裡，這一輪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用來鼓勵銀行以不同的利率來提供貸款給客戶，利率水準視它們貸款地區的經濟而定──的利率比歐洲央行補償銀行存款（準備）的利率還低。這是我們所知央行明確地採用雙軌利率的例子，這種作法的效用還被大多數人低估。例如，如果歐洲央行提供十二個月期的放款給銀行，並要求銀行貸款給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真的會獲得收益。央行完全可以根據經濟震撼的性質來調整這類貸款和雙軌利率的目標，在較正常的時期，我們希望這些工具被運用在可持續的投資上。
我們討論過的體制差異，特別是在美國和歐洲間，已經浮上檯面。在需要時，國會確實有能力步調一致地通過龐大的寬鬆財政方案，雖然得滿足各種特殊利益的要求，但至少方案能通過。歐洲的財政政策則再度陷於不一致和缺乏組織，不過至少歐盟委員會已建議暫停實施荒謬的限制性財政規範，並獲得部長會議的背書。德國已暫停其近乎神話的「黑零」（black zero）財政準則以便因應瘟疫。所以，情況確實已經有進步。
瘟疫可能導致極端的孤立感，但也透過獨特的共同經驗讓不同國家凝聚在一起
在歐洲央行，經過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第一次記者會的失言引發歐洲政府債券市場的小恐慌後，歐洲央行加緊以「無限制」的量化寬鬆承諾來縮小歐元區主權債券的利差。央行支撐的低殖利率和暫停實施財政準則，意味歐洲各國放寬舉債的財政限制，雖然部分國家（義大利）的舉債能力仍然不如其他國家（德國）。因此，如果義大利能採取有效的因應措施，歐洲央行對縮小利差的承諾確實很重要。共同化債務（mutualized debt）如真正的新冠債券（Coronabond），在撰寫本書時似乎還無法被接受，但緊縮的迷思似乎終於被拋棄─至少暫時如此。
歐洲最大的危險是在危機期間「竭盡所能」地做，然後等危機過後又拿出緊縮工具，那將重蹈二○一○至二○一四年歐洲的成長全面重挫的覆轍。南歐的失業仍未從上一次危機中復原，新冠疫情無疑地還會讓它大幅攀升到三○％。如果歐洲決定再度緊縮預算，將激起難以控制的憤怒。
另一個弱點是如何組織針對企業部門的國家支持。我們已向政策制訂者提議，與其紓困管理不良的公司，在受影響的市場內對強健的公司挹注股本是最有效的作法。此外，如果價格合理而且結構合宜，這些資產應可提供我們在本書提議舉債設置的國家財富基金的種子資本。
為這些股票設置一個公共管理人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例如，遇到緊張狀況時，提供立即支持的需要削弱了制約性──企業能以獲得的錢來做什麼。因此，我們必須提供國家一個樣板：挹注股票市場、提供零利率貸款，以及投資認股權證（以現在同意的價格購買更多股票的選擇權）。這麼做可以讓國家為優良企業提供許多流動性以度過難關，同時確保在企業復原並成長時得以分享獲利。在此同時，藉由把這些資產放進國家財富基金、設置獨立的董事會、明確規範作業準則和以環保及社會治理為優先的原則，將可達到立即分配資金、保持制約性和不斷改善治理的目的。
除了這些政策問題外，瘟疫對憤怒經濟學更廣泛的哲學主題的影響已開始浮現。我們已討論民族國家作為公共政策的組織單位、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動員意識形態，與我們面對許多挑戰──不只是環境問題──的全球性質之間存在的緊張。我們還不知道的是，瘟疫可能導致多極端的孤立感，或者它會透過獨特的共同經驗而讓不同國家凝聚在一起。當然，如果我們看到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聯合國家干預，我們將很難宣稱國家的力量不足以改變我們的社會。
當你發現自己正在走過地獄時，繼續向前走
當我們回顧這段時期時，道德正當性的透鏡無疑地也將在決定我們集體的反應有多憤怒上扮演重要角色。憤怒經濟學並未隨著危機過去而消失。我們面對的挑戰是認識這一點，並以我們的因應對策來解決社會根本的裂縫和脆弱性，因為那是憤怒經濟學產生的根源。我們已經有一個出乎意料的好的開始。正如邱吉爾曾說：「當你發現自己正在走過地獄時，繼續向前走。」我們希望目前走在正確道路上的政策制訂者聽取這個建議。我們如何回應這些挑戰，很可能將決定我們將面對的憤怒經濟學病毒株有多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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