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大失衡：重建一個繁榮、穩定的新未來》未經同意請勿轉載、摘編
當新的勞工運動浮現時，需要提出一套不一樣的要求。勞工運動必須爭取到可以轉移的勞工福利制度，就像自由工作者工會率先推動的做法一樣。但最重要的是，勞工運動必須為勞工爭取在21世紀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不是反對科技進展或全球化，而是要把勞工放在擁抱改變的位置上。
最棒的勞工運動是，談判方式隨著改變而調整，而不是抵抗改變
著名政治學家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表示：「對我來說，最棒的勞工運動是，談判方式隨著改變而調整，而不是抵抗改變。如果企業找到很棒的機器可以做四人份的工作，那勞工運動不要一直寄望勞工還能繼續做這份工作，而是要為這些勞工去談判出最好的重新職訓與解雇方案……這樣才能確保這些人還能再工作20年或25年。勞工運動必須要強調：『這個人既有才能又勤奮守紀，你要怎麼用他？』對我來說，最棒的勞工運動是在勞工的一生各個階段當中，盡量加強這個人的就業能力。」
札卡瑞亞補充說，除了企業與工會之外，聯邦政府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為這些二度就業訓練計畫挹注資金。他認為我們應該把過去的《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當作參考模式。
「美國軍人權利法案非常成功，因為它非常普遍適用，制度非常簡單，」札卡瑞亞說：「我們可以建立一套類似的制度，想像成一個三方面的平台：當地產業找出未來的需求；當地社區大學與教育機構提供訓練；聯邦政府付錢。我們有一套很不錯的社區學院系統，可以再活化它、投入更多資源。產業界已經在這方面做了許多，而且可以再做更多。不過問題在於，它會很昂貴。」
札卡瑞亞描述的並不是什麼根據假設或理論的做法，也不是在談可能性，他描述的情況現在就存在於中歐與北歐國家。這種做法的確所費不貲，但是並不會比發放失業救濟金、準備國民住宅、給沒有保險的人健康保險，以及增加人們進入刑事系統的可能性來得更昂貴。在美國，超過200萬人正被關在監獄裡服刑。這不是偶然，我們的社會安全網太薄弱了，對於沒有高等教育文憑的人來說，通向經濟富足的道路太少了。一個人在監獄裡一年要花掉3萬2,000美元，200萬人就要花超過800億美元，這些錢可以用來訓練人們擁有美國勞動市場用得上的技能。
更重要的，是參與企業治理與公共治理
除了倡議提高薪資、將員工配股作為薪酬的一部分，以及二度職訓的機會，工會組織必須更有效率投入企業治理與公共治理。未來的勞工領袖必須對資本如何重新分配有更大的發言空間，不只是對勞工，而是要對整個經濟體系發聲。這表示要影響企業董事會裡的決策，也要影響政府。
喬治城大學研究員與勞工運動工作者史提芬•勒納爾說：「你不能把勞工權利和不平等與民主體制分開談，這些都是交織在一起的議題。」勒納爾的話讓我想到，我曾經訪問過美國勞工聯合會暨產業工會聯合會理事長理查•特朗卡，當時他指著一本研究著作，作者是政治學者雅沙•蒙克（Yascha Mounk）與羅伯特•史蒂芬•佛亞（Roberto Stefan Foa），特朗卡對我說：
這些學者問千禧世代，住在民主國家有多重要。千禧世代有30％受訪者說住在民主美國很重要，70％的人說不重要，24％則說住在民主國家很不好。我看到這個研究結果時，嚇了一大跳。我心想：「這些人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想？」於是我就去找答案。千禧世代是第一個生長在全球化的世代，他們看到父母的薪資下降，看到健保被拿走，看到退休金不見了，也看到企業獲利創新高，但是他們父母的薪資40年來都沒有成長。他們可能甚至看到家裡失去房產。然後別人對他們說：「沒關係的。去上大學，找個好工作。」所以他們就去上大學。畢業之後背著一大筆學貸，一週之內換三個、四個、五個老闆，沒有辦法生活。於是，千禧世代開始把資本主義與民主體制視為等同於沒有保障與貧窮。
蒙克與佛亞的研究成果讓我覺得不可置信，但是數據不會騙人。他們的研究也顯示出，X世代與更年長的世代對於民主體制的態度，和千禧世代對民主體制的態度非常不同。
勒納爾也強調這一點，他說：「勞工運動主要注意力都放在提高薪資與福利，以及關注只發生在工作上的事，這種勞工運動面臨到的是，無法發展出讓大家活出充實人生的社會。未來的勞工運動不只要把重點放在工作上的問題，還要關注民主體制的問題、不平等與經濟集中的問題。」
把企業如何營運這個大問題讓渡給雇主做決定，工會的焦點就只有在薪資與福利
這呼應到早期勞工運動的企圖。20世紀早期勞工運動領袖希望勞工在企業營運上有發言地位，那時候這個想法被稱為工業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北歐與中歐的勞工運動，發展出企業內的勞資會議以及共同決策制度，達成某種形式上的工業民主，美國當時卻沒有做到，轉折點同樣是在通用汽車的罷工事件。
1945年，汽車工人聯合會發動罷工，要求通用汽車提高薪資與福利，但是不能提高汽車售價。他們也希望公司公開財報資料，這樣就能證明，在工人的要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公司還是有獲利。換句話說，對通用汽車和勞工與顧客的互動，工會希望有發言權。通用汽車不答應工會的要求，罷工斷斷續續的持續了五年之後，雙方達成協議：勞工獲得定期加薪與福利，高階主管則是得到保證，只有他們才有權利營運公司。這份協議後來被稱為「底特律條約」（Treaty of Detroit），定義美國勞資之間的動態關係長達數十年。
「大眾與私部門工會都接受這種勞資關係，把企業如何營運這個大問題讓渡給雇主做決定，如此一來，工會的焦點就只有在薪資與福利。」喬治城大學教授麥考汀說：「早期20世紀的工會運動，願景比較宏大。在20世紀早期，工會運動曾經把工業民主當作目標，他們要的不只是更好的薪資，還要真正能夠參與企業營運；他們認為勞工應該是做決策的一份子，企業不是只對股東負責，還要對利害關係人負責。」
如今，麥考汀與勒納爾試圖要把這種宏大願景找回來。他們和其他勞工運動工作者發起一個組織名為「為共好而談判」（Bargaining for the Common Good），這是一個工會側翼團體與社群團體，主要工作在於協調行動並造成更大的社會改變。2019年12月，這個組織公布一張清單，上面有超過130項特定要求，請全國各地的工會將這些議題納入訴求中，例如種族正義、氣候變遷、財務改革、教育不平等，以及公共服務的使用。82這個團體也協助勞工運動領袖協調契約談判，以及透過線上工具來組織宣傳活動。換句話說，這個團體讓無助的勞工組織團結起來，建立集體力量。
未來的新勞工運動
為了在2020年代與未來做到真正的改變，新勞工運動的思考範圍必須超出自己的成員之外，必須為所有社群裡的勞工而協商；否則，勞工運動或許能獲勝一、兩次，但是長遠來說，過去20世紀晚期摧毀勞工運動的經濟力量，仍然會再次扳倒勞工。如果勞工只是爭取短期利益而忽略放大貧富不均的系統性問題，勒納爾表示，那就是「外力協助的自殺」。
「對於使命，我們要把眼光放得更寬廣。我們必須釐清我們試圖要做的是什麼？如何影響經濟與國家的運作？」勒納爾告訴我：「我認為，如果工會只注重提高薪資，結果不只是會失敗而已，實際上反而會變成侵蝕民主體制的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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