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觀點

全球勞工困境改如何改善?不該只是爭取薪資和福利

全球勞工困境改如何改善?不該只是爭取薪資和福利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大失衡:重建一個繁榮、穩定的新未來》未經同意請勿轉載、摘編

當新的勞工運動浮現時,需要提出一套不一樣的要求。勞工運動必須爭取到可以轉移的勞工福利制度,就像自由工作者工會率先推動的做法一樣。但最重要的是,勞工運動必須為勞工爭取在21世紀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不是反對科技進展或全球化,而是要把勞工放在擁抱改變的位置上。

最棒的勞工運動是,談判方式隨著改變而調整,而不是抵抗改變

著名政治學家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表示:「對我來說,最棒的勞工運動是,談判方式隨著改變而調整,而不是抵抗改變。如果企業找到很棒的機器可以做四人份的工作,那勞工運動不要一直寄望勞工還能繼續做這份工作,而是要為這些勞工去談判出最好的重新職訓與解雇方案……這樣才能確保這些人還能再工作20年或25年。勞工運動必須要強調:『這個人既有才能又勤奮守紀,你要怎麼用他?』對我來說,最棒的勞工運動是在勞工的一生各個階段當中,盡量加強這個人的就業能力。」

札卡瑞亞補充說,除了企業與工會之外,聯邦政府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為這些二度就業訓練計畫挹注資金。他認為我們應該把過去的《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當作參考模式。

「美國軍人權利法案非常成功,因為它非常普遍適用,制度非常簡單,」札卡瑞亞說:「我們可以建立一套類似的制度,想像成一個三方面的平台:當地產業找出未來的需求;當地社區大學與教育機構提供訓練;聯邦政府付錢。我們有一套很不錯的社區學院系統,可以再活化它、投入更多資源。產業界已經在這方面做了許多,而且可以再做更多。不過問題在於,它會很昂貴。」

札卡瑞亞描述的並不是什麼根據假設或理論的做法,也不是在談可能性,他描述的情況現在就存在於中歐與北歐國家。這種做法的確所費不貲,但是並不會比發放失業救濟金、準備國民住宅、給沒有保險的人健康保險,以及增加人們進入刑事系統的可能性來得更昂貴。在美國,超過200萬人正被關在監獄裡服刑。這不是偶然,我們的社會安全網太薄弱了,對於沒有高等教育文憑的人來說,通向經濟富足的道路太少了。一個人在監獄裡一年要花掉3萬2,000美元,200萬人就要花超過800億美元,這些錢可以用來訓練人們擁有美國勞動市場用得上的技能。

全球勞工困境改如何改善?不該只是爭取薪資和福利

更重要的,是參與企業治理與公共治理

除了倡議提高薪資、將員工配股作為薪酬的一部分,以及二度職訓的機會,工會組織必須更有效率投入企業治理與公共治理。未來的勞工領袖必須對資本如何重新分配有更大的發言空間,不只是對勞工,而是要對整個經濟體系發聲。這表示要影響企業董事會裡的決策,也要影響政府。

喬治城大學研究員與勞工運動工作者史提芬•勒納爾說:「你不能把勞工權利和不平等與民主體制分開談,這些都是交織在一起的議題。」勒納爾的話讓我想到,我曾經訪問過美國勞工聯合會暨產業工會聯合會理事長理查•特朗卡,當時他指著一本研究著作,作者是政治學者雅沙•蒙克(Yascha Mounk)與羅伯特•史蒂芬•佛亞(Roberto Stefan Foa),特朗卡對我說:

這些學者問千禧世代,住在民主國家有多重要。千禧世代有30%受訪者說住在民主美國很重要,70%的人說不重要,24%則說住在民主國家很不好。我看到這個研究結果時,嚇了一大跳。我心想:「這些人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想?」於是我就去找答案。千禧世代是第一個生長在全球化的世代,他們看到父母的薪資下降,看到健保被拿走,看到退休金不見了,也看到企業獲利創新高,但是他們父母的薪資40年來都沒有成長。他們可能甚至看到家裡失去房產。然後別人對他們說:「沒關係的。去上大學,找個好工作。」所以他們就去上大學。畢業之後背著一大筆學貸,一週之內換三個、四個、五個老闆,沒有辦法生活。於是,千禧世代開始把資本主義與民主體制視為等同於沒有保障與貧窮。

蒙克與佛亞的研究成果讓我覺得不可置信,但是數據不會騙人。他們的研究也顯示出,X世代與更年長的世代對於民主體制的態度,和千禧世代對民主體制的態度非常不同。

勒納爾也強調這一點,他說:「勞工運動主要注意力都放在提高薪資與福利,以及關注只發生在工作上的事,這種勞工運動面臨到的是,無法發展出讓大家活出充實人生的社會。未來的勞工運動不只要把重點放在工作上的問題,還要關注民主體制的問題、不平等與經濟集中的問題。」

當新的勞工運動浮現時,需要提出一套不一樣的要求。勞工運動必須爭取到可以轉移的勞工福利制度,就像自由工作者工會率先推動的做法一樣。但最重要的是,勞工運動必須為勞工爭取在21世紀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不是反對科技進展或全球化,而是要把勞工放在擁抱改變的位置上。

把企業如何營運這個大問題讓渡給雇主做決定,工會的焦點就只有在薪資與福利

這呼應到早期勞工運動的企圖。20世紀早期勞工運動領袖希望勞工在企業營運上有發言地位,那時候這個想法被稱為工業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北歐與中歐的勞工運動,發展出企業內的勞資會議以及共同決策制度,達成某種形式上的工業民主,美國當時卻沒有做到,轉折點同樣是在通用汽車的罷工事件。

1945年,汽車工人聯合會發動罷工,要求通用汽車提高薪資與福利,但是不能提高汽車售價。他們也希望公司公開財報資料,這樣就能證明,在工人的要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公司還是有獲利。換句話說,對通用汽車和勞工與顧客的互動,工會希望有發言權。通用汽車不答應工會的要求,罷工斷斷續續的持續了五年之後,雙方達成協議:勞工獲得定期加薪與福利,高階主管則是得到保證,只有他們才有權利營運公司。這份協議後來被稱為「底特律條約」(Treaty of Detroit),定義美國勞資之間的動態關係長達數十年。

「大眾與私部門工會都接受這種勞資關係,把企業如何營運這個大問題讓渡給雇主做決定,如此一來,工會的焦點就只有在薪資與福利。」喬治城大學教授麥考汀說:「早期20世紀的工會運動,願景比較宏大。在20世紀早期,工會運動曾經把工業民主當作目標,他們要的不只是更好的薪資,還要真正能夠參與企業營運;他們認為勞工應該是做決策的一份子,企業不是只對股東負責,還要對利害關係人負責。」

如今,麥考汀與勒納爾試圖要把這種宏大願景找回來。他們和其他勞工運動工作者發起一個組織名為「為共好而談判」(Bargaining for the Common Good),這是一個工會側翼團體與社群團體,主要工作在於協調行動並造成更大的社會改變。2019年12月,這個組織公布一張清單,上面有超過130項特定要求,請全國各地的工會將這些議題納入訴求中,例如種族正義、氣候變遷、財務改革、教育不平等,以及公共服務的使用。82這個團體也協助勞工運動領袖協調契約談判,以及透過線上工具來組織宣傳活動。換句話說,這個團體讓無助的勞工組織團結起來,建立集體力量。

未來的新勞工運動

為了在2020年代與未來做到真正的改變,新勞工運動的思考範圍必須超出自己的成員之外,必須為所有社群裡的勞工而協商;否則,勞工運動或許能獲勝一、兩次,但是長遠來說,過去20世紀晚期摧毀勞工運動的經濟力量,仍然會再次扳倒勞工。如果勞工只是爭取短期利益而忽略放大貧富不均的系統性問題,勒納爾表示,那就是「外力協助的自殺」。

「對於使命,我們要把眼光放得更寬廣。我們必須釐清我們試圖要做的是什麼?如何影響經濟與國家的運作?」勒納爾告訴我:「我認為,如果工會只注重提高薪資,結果不只是會失敗而已,實際上反而會變成侵蝕民主體制的共謀。」

當新的勞工運動浮現時,需要提出一套不一樣的要求。勞工運動必須爭取到可以轉移的勞工福利制度,就像自由工作者工會率先推動的做法一樣。但最重要的是,勞工運動必須為勞工爭取在21世紀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不是反對科技進展或全球化,而是要把勞工放在擁抱改變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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